文/Daisann Mclane 图/Franco Vogt/lumenstock/corbis 编译/张焕生

　　在威尼斯，我正在叹息桥上自得其乐。突然我发现自己成了游客中最受欢迎的人。“劳驾，”一位来自德国的家伙说。两个日本女孩唧唧喳喳地连说带比划：“可不可以请您……？”那位意大利人把他的心上人拉过来：“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我们刚刚办了喜事。您能不能……”

　　我回答，当然可以，乐意效劳。然后我接过那些递过来的小奥林巴斯、尼康数码、笨重的佳能EOS，开始忙活。我的新朋友的形象在闪光灯的映衬下定格，背景是威尼斯的水和平底舟的全视图。我想象，在威尼斯美丽图画中的留影至少在二十年内会让他们爱不释手。

　　咔嚓！咔嚓！咔嚓！周围是一片欢笑。我把照相机递回去，又恢复了我的闲逛。

　　能扮演助人为乐的旅游摄影师的角色，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可能是多种因素将我置于这种境地。我通常是独自旅行，模样看起来也很随和，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带着黑色单反照相机，还有一对镜头和三角架，这让其他的游客误认为我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这些让我照相的人肯定不会知道，在我旅行生涯的大约前十个年头里，作为原则，我坚定地拒绝携带任何照相机。那时候我认为照相是旅游者的陷阱，是妨碍人做真实体验的玩意儿，它在我和我渴望了解的当地人之间建起了壁垒。我所想要的是充分享受我全部的旅游时光，而不是把这些时间花在收集那些要带回家的东西上面。我不需要用纪念品来证明我曾在老哈瓦那狭窄的街道上踟躇，或者曾绕行过澳大利亚那惊人的巨大红色岩石—乌卢鲁(艾尔斯岩)。

　　那是在悉尼的一个晚上，在酒吧里，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我嘴上没了把门的。面对同一旅游团中刚结识的朋友，一位专业的旅游摄影师杰克，我兴致勃勃又信心十足地发表了我的反照相机宣言。他像是没有因此而恼怒，而是为我买了一杯威士忌，平静地对我说：“我想你需要放松。”他说，照相不一定会成为陷阱。照相其实很有趣。他拿出几张照片，那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内陆(Outback)跋涉时，他从我背后拍的。照片上，我的白色衬衣上爬着成百只黑苍蝇。

　　“你可以向你的朋友讲述在乌卢鲁苍蝇是多么密集，但你也可以拿出这些快照，你以为哪种方式会更让人发笑？”

　　然后，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一种新款的傻瓜照相机，小巧而廉价，而且，以他看来，这种照相机有极棒的镜头，可以拍出近乎完美的照片。这次旅行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杰克，但我一直带着因他推荐而购买的小奥林巴斯。

　　算得上是朝秦暮楚。在几年之中，我从一个坚定的反照相机者变成照相机的拥趸者。为了搜寻特别的彩色镜头滤光器，我可以一次次徘徊在照相机店里。我还加入了因特网上的讨论组，那里聚集着志趣相投的摄影爱好者，大家对自动对焦镜头的发明还在耿耿于怀。

　　我曾担心拿着照相机旅行会妨碍同当地人交朋友。当我到亚洲旅行的时候，这种担心立刻烟消云散。在那里，我发现照相不仅是友谊的表示，还是所有喜庆场合不可缺少的活动。

　　当我第一次有拍摄肖像的冲动时(是用老式的、很难操作的、很廉价的设备)，我过分投入，但这几乎成为我最糟糕的梦魇。你们大约都见过穿着khaki牌多口袋夹克衫，在大背包的重压之下气喘吁吁的人。要拍摄清早的“好风光”，他就要在早晨五点从床上爬起。为了拍摄夕阳下吴哥窟的美景，他就要舍弃下午茶和鸡尾酒等赏心怡情的乐事，还得在一群举着三角架的游客中左冲右突，以便找一个安置三角架的位置。

　　一天下午，在老挝的一个古老佛寺的庭院里，我要拍摄完美肖像照的兴致被彻底破坏了。我刚刚说服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僧人，让他摆好姿势，好让我给他拍肖像。我正忙活着摆弄镜头和三角架、设定曝光时间，另一个游客突然出现在我的拍摄场地。他冲我和我的拍摄对象笑了笑，随即用他的索尼数码相机给这位僧人拍了一张快照，然后走过去让僧人在照相机显示屏上看他自己的图像。僧人始则吃惊，继而喜不自胜，他转向那位拿索尼相机的游客，突然迸发出我在老挝看到的最灿烂的笑容。他不厌其烦，为他的新朋友一遍又一遍地摆着姿势。他完全把我晾在一边了。我恼恨不已，愤愤离开，也去买了一个数码相机。

　　同别人一同欣赏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真是莫大的快事，很难找出有什么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实际上，我惟一能想到的更使我兴奋的事情是在威尼斯的那座桥上我将照相机交还给那对夫妇时的感觉。我祈求上苍让他们的照片拍得很好。当有一天，他们打开相册的一页，或者翻开久已忘却的盒子，发现他们自己回到了威尼斯，回忆起那个美妙的下午，他们把相机递给一个陌生人，并且露出幸福的微笑。

　　我最珍视的那些旅行照片是我永远不会再见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