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说詹姆斯·邦德赴山东执行任务，刚下飞机就勾搭上一个女郎，两人去旅馆开了房间。少顷，但见邦德仓皇逃出旅馆，边系裤子边给上司打电话：“计划泄露！这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上司细问详情，原来是两人云雨之际女郎忽然喊出邦德的名字。沉吟片刻，上司一拍大腿：“对方讲话是有山东口音么？”答曰是。“简单了！一定是她在床上喊‘真是棒！真是棒！’，被你误听为‘詹姆斯·邦！詹姆斯·邦’”！

　　本来是激情难抑时的由衷之辞，结果却成了强行熄火的一盆冷水。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床上语言的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性生活的质量认证甚至双方的形象问题。曾获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莎翁情史》拍得香艳旖旎，最难忘的是年轻的莎士比亚终于混入私宅与情人幽会一节。为了表现爱情带给诗人的灵感，影片让这对情侣在颠鸾倒凤互诉心曲之际说的全是华丽如锦的语言，听起来美则美矣，却有些不近人情。按照这样的逻辑，难道哲学家翻云覆雨的时候就一定得念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黑格尔的小逻辑吗？谁都知道，在那种多巴胺浓度上升呼吸心跳急剧加速的时刻，人会退化为最弱智的动物，此时能说句整话就不容易了，即便有人情不自己舌灿莲花，估计说的不是废话也是胡话。

　　所以，在这方面天生就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说，在求偶阶段，双方交流时选择的措辞要尽可能显得文雅、有教养，夜莺啊星空啊还有丘比特阿波罗之类的不妨多用，而一旦进入实战阶段，反倒越是粗野原始的语言越容易撩起人的欲火。欧洲电影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比较真实。绅士淑女刚才还在探讨艺术或政治，脱了衣服立刻换了一套思维体系，什么话最直接就说什么，这种看起来很不文艺的场面往往会成为摘取文艺奖项的资本，要不怎么说艺术要关怀普遍的人性呢。

　　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说什么、怎么说原本并不重要。可是人类自从学会直立行走以后就越来越不甘心朴实过日子了，什么体位啊工具啊一套一套的，连运动时的措辞也有讲究了。我的一个男性朋友，从山东回来(很不巧，又是山东)，就给我讲过一则传奇，他说他在那边找到一个女的上床，对方腰高腿长，身材可谓极品，刚开始一切都好，后来她一叫床情况就不对了，她的叫法居然是“驾！驾！驾驾驾！”，活像大漠荒野中马上游侠。停了半晌，他又面如丧家之犬状地补充道：“当时她是在上面，我立刻就败下阵来”。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倒宁愿相信那位山东姑娘是出于至情至性而不是在搞恶作剧，所以你看，本来是助兴的语言，用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可能就会有反作用发生，当然我并不是说换了我情况就能好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人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说着各种谎言，只有做爱达到高潮时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原声带，它真实、不伪装；纯粹、不复杂；刺激，不庸俗。想想看，一个人每天在营营苟苟的商业社会奔波应酬，回到卧室与情人裸裎相见之际还要处心积虑说了上句想下句，多么无趣！当然，找到让双方都能接受且兴动难控的语言需要摸索和交流，比如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就曾经抱怨过：“我男朋友做那档事时，老呼哈、呼哈的，每次他一出声，我脑中就浮现出他穿着柔道服、腰上系着黑带比划招式的画面。明明觉得可笑，还得咿咿、地配合他。”按照她的意思，男人嘛，做就做，呼哈呼哈地干嘛呢？我反问她：“那女人又为什么咿咿呀呀呢？”她眼睛一翻，似乎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蠢问题：“这样男人才知道我们爽呀。”

　　我没见过他的男朋友，但总觉得相比起那些在床上巧言令色却未必出于真情的家伙来说，这可能是一位更强调身体语言的战士。再说了，谁规定过柔道式的语言就不能用在做爱中呢？都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爽就得了，只要你的欲望是真的，那就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