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到2005年，在上海，一座高楼的老去，只用了21年。相比之下，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高层建筑群在不远处风生水起，扬眉吐气。

　　陆家嘴高层建筑区带给上海人的自豪，已无需多言，但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金茂大厦有着长达470公里的水管，各类电缆、电线的总铺设长度是1135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从上海到北京的铁路的长度。水电、消防、暖通等基础装备，在超高层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里，超乎想像地繁杂，这也意味着相应的管理工作也是惊人地繁重和琐碎。正如一位金茂集团的管理负责人曾说过的，没有一个人能对金茂1.41万只各类阀门了如指掌。“在一般建筑中很普通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到了超高层建筑中就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殊问题。”这是前建设部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家林贤光对超高层建筑建设和内部管理的概括。

　　高楼建好了，并不表示一劳永逸。以金茂大厦为例，这座420米高的建筑，建造投资几乎达到了每平方米2万元，而每天的运营成本就是100万人民币左右。一般认为，摩天大楼的使用寿命是65年，这样算来，金茂大厦的维护费用将约为237亿元，差不多是建设费用的4.5倍左右。没有足够的财力和先进的管理水平，根本无法驾驭这样的“庞然大物”。难怪有建筑界人士会认为，修建高度超过300米的超高层建筑，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最初意义了。

　　“但是，在高层建筑的所有问题中，消防问题是最可怕的。”林贤光教授对高层建筑的消防一直有着很大的担忧。

　　“高层建筑比其他民用建筑潜伏着更多的火灾危险，并且一旦发生火灾，扑救极其困难。” 首先，智能化的高层建筑对电力系统的依赖程度很高。一旦发生火灾，供电系统很可能会中断，以电力作为动力能源的消防设施便会受到致命影响。其次，高层建筑的疏散困难极大。1993年，在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中，近1万人花了9小时才将在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另外，高楼内的电梯井、管道井、排气道等起火后将像一座座高耸的烟囱，使烟气很快扩散开来。一座100米高的高层建筑，在无阻挡的情况下，烟气只用半分钟就能顺着竖向管井扩散到顶层。据统计，建筑火灾中80%的人是因为烟气中毒窒息而死。

　　黄骏是黄浦区消防支队的消防员，回想起去年参与的一座高层住宅的火灾扑救，他记忆犹新。“当时是夏天，火场又热，战斗服是防火材料做的，包在身上密不透风。电梯不能用了，我们得背着氧气机，全身负荷四五十斤，靠两条腿跑上去。那天，有的同事都虚脱了。”

　　目前，上海通过室外救火车从水泵接合器加压最高仅能达到160米，而消防云梯车能达到的高度上限在50米左右，起火点如果超出这一高度，就会增加更大的困难。所以，“立足自救、安全保险”是金茂大厦等上海高层建筑消防系统的特点。据统计，截至2004年11月，上海市高层建筑发生火灾239起，与2003年同期相比上升了50.3%。但由于高层建筑内消防措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造成的损失并不巨大。

　　1993年前后，一首《上海天天在长高》唱响了上海高层建筑快速建设的号角。在技术上，钢结构的性能为人们向高空伸展提供了可能。于是，上海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但与上海高层建筑发展历程相伴随的就是地面沉降的过程。

　　据上海市地质调研院的专家介绍，上海的地面沉降主要是由地下水开采、海平面上升和建筑过高、过密等因素造成的，其中高层建筑的因素约占30%。数量众多的高层、超高层建筑已经让上海地面不堪负荷，平均每年下沉1.5厘米。2002 年，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更是平均下沉了3厘米。

　　上海的基底是11亿年以前形成的古地块，而在6340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中，近50%的土地是近千年来沿海人民围海造地形成的。这些新鲜的松散沉积物厚达300米，构成了上海的主要地质结构——软土层。这种软土层的地质条件并不允许建设过多的高层建筑。高层建筑会导致地面沉降的问题引起了上海市的警觉。2002年，修改后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开始实施。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将地面沉降速度减少到每年0.5厘米。

　　钱宗灏是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他认为：“高层建筑的大量兴建，恐怕是上海无法回避的阶段。”高层建筑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讲，这一需要的迫切性丝毫没有减弱。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朱荣林认为，评估上海高层建筑综合效益的三个出发点是：经济逻辑、地质条件和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定位。从第一点和第三点来看，高层建筑体现的主要是正效益。而从地质条件来看，负面问题已经凸显。但这三点都还没有考虑到市民生活的舒适度。如果以国际大都市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上海市在经济总量、GDP等耀眼数字的背后，城市的生活舒适度、人均绿色空间、资源配置、环境水平等各项指标上“都还有距离”，而这些也是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发展的趋势是追求舒适、安全、便捷、健康，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毛佳指出，“上海如此高密度、高容量的中心城区建筑布局，不仅与世博会主题不符，也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不相吻合。” 城市作为一个多目标系统，不同目标的取向往往不能一致。正如朱荣林教授所说，“这时候，就要看怎样权衡目标利益了。”